采访对象：陈向先，1953年7月生，福建福州人。1989年2月任福州市委副秘书长，1993年8月任市委副秘书长、办公厅主任，1995年7月任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，2001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、组织部部长。2002年5月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，2009年7月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，2012年2月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，2013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。2017年2月退休。
采访组：邱然 黄珊 陈思
采访日期：2017年6月7日
采访地点：福州市芳沁园
采访组：陈向先同志，您好！您最早是什么时候见到习近平同志的？
陈向先：1989年夏天，我当时是福州市委副秘书长，参加在莆田召开的福建五地市经济协作会议。在那次会议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。在五个地市书记当中，他是最年轻的一个，穿着简单而朴素，一条绿军裤，一件普通的白衬衫，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，讲起话来字正腔圆，很引人注意。习近平同志谈问题深入浅出，很有条理，又不枯燥，让参会的同志听着很容易接受。我当时就感到，习近平同志是个很有水平的领导干部。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时，您和时任福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文贵同志一起到宁德去接他。请您讲讲这个过程。
陈向先：1990年4月，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。我与市委常委、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文贵同志一起到宁德去接他。去接他之前，我就听说了他在宁德的事迹。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两年时间，大刀阔斧清理干部违规建房，他表示，宁可得罪两三千名干部，也不得罪三百多万人民。听到这件事，我心中很是敬佩，觉得习近平同志富有正义感，敢于负责，敢于坚持原则，不怕得罪人。这样一身正气、能力又强的领导干部调到福州，是福州之“福”，是一件大好事。
当时，从福州到宁德的路很难走，要翻山越岭。我们一路奔波到了宁德，和习书记见面之后，互相介绍、握手。他很有亲和力，说话语速不快，给人感觉很稳重。
我们与宁德的同志作了交接。离开之前，宁德的同志发现我们接习书记的车牌号是“闽A00444”，对此有些看法。我也不好解释，因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车牌到底是怎么分配的，我也不清楚，一般都是分配什么车，我们就用什么车，不会特别注意车牌号码。不过，宁德的同志这么一提，还真觉得这一排“4”挺扎眼的。但习书记一点都不介意，他来福州后，还是使用这辆车，就用这个车牌。这虽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，但从中可以看出习书记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，不迷信，也不俗套。而且，他底气很足，一身正气，所以一点都不信邪。邪不压正嘛！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以后，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，请谈谈您了解的情况。
陈向先：习书记到福州以后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在老干部宿舍楼里安排了一套住房。一开始，我们还担心他和老干部们住在一起不习惯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有的老同志喜欢反映问题，爱提意见，但习书记却很愿意和老同志们住在一起。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，对老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非常重视，和老干部们相处得非常融洽，关系都很好。
习书记待人真诚，既谦虚平和，又很有威严。这种威严来自他正直无私的品质，也就是“不怒自威”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我觉得有的同志在他面前不敢瞎吹了，因为谁在他面前说瞎话，他都心里有数。他虽然不会声色俱厉地批评，但他的严格要求，让任何人都糊弄不过去。
习书记有任何事情、任何要求，都是当面直接提出来，摊开了说。他绝不会表面上一团和气，背后给人穿小鞋，使绊子整人。如果他对谁有意见，认为有做得不够的地方，一定会当面说。这是我们尊敬他但又不惧怕他的根本原因。同时，习书记对党的工作机密绝对是守口如瓶，从来不透露任何不该透露的信息。这一点，实际上是一些领导干部做不到的。
在廉政建设方面，习书记确实是做到了“打铁必须自身硬”。他是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，后来又担任省委常委、省委副书记，但他的办公室始终是二楼的一间小办公室，他在福州工作的7年间从来没有装修改造过。外事活动中，他收到的任何礼品，连客人送给他的一条领带、一盒食品都交给我，由我登记上交处理。
在党风建设上，他是教育、惩处“两手抓”，顶住压力处理了一些案子。习书记对干部的要求很严格，他说：“上面要求不严格，下面对待工作就会漫不经心。好的干部一定是严格管理出来的。”他经常找区县主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谈话，并定期开展述职。福州市当时有13个区县，习书记每年上半年都要走一遍，下半年也要走一遍，每个区县要花上2至3天时间，而且是深入乡镇、街道、村居了解情况，倾听基层的真实反映。到每个区县，他都要召开现场办公会，及时处理和解决问题。对以前发现的问题，他要检查是否改进，发现新的问题就要求及时整改。
习书记既严格要求下属，又对同志们关心爱护。在很多生活小事上，他都非常体贴，比如有的同志父母或小孩生病，生活上有困难了，他都会及时交代相关同志给予帮助。习书记对同志们在工作上也给予支持，经常手把手地教我们。原先，市委办公厅临时性、随机性的事务过多。我当办公厅主任后，按照习书记的要求，每周末都为下周做一个计划，每个月都会为下个月做一个安排。全年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，我们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，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在习书记教导下，办公厅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建设明显上了一个台阶。他提出的“马上就办”，不仅是对全市干部的要求，更是对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要求。他经常抽出时间和干部谈话，帮助干部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，教育、培养、帮助干部，带出了一支好的干部队伍。
习书记工作中很突出的一点是，他能够以各种方式方法联系群众、关心群众，帮助群众排忧解难。他倡导“四下基层”，自己带头做起，帮助广大群众解决各种难题，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他下决心变“群众上访”为“干部下访”，要求市、县主要领导带头接访群众，并形成定期接访制度。他以身作则，每到接访日都与上访群众面对面交谈，直接解决相关问题。他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，“共产党的基本功就是联系群众”。除此之外，他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用自己的工资帮扶一些困难群众。他带头帮扶过两个贫困学生，几年来一直资助他们上学。我们也跟随他，都挂钩帮扶1至2名贫困生。陕西梁家河的老乡们有了困难到福州来找他，他都尽力帮忙。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害，群众有了困难，需要捐款，他都是带头解囊相助。
习书记当领导有很多过人之处：他既亲切又威严；既能把握大局，又能细致入微；既关心同志，又严格要求；既能当机立断，又能周密安排；既目光长远，又立足当下；既身居高位，又体察民情。他做事有条理，记忆力惊人，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都非常强。有一次下乡考察，一位领导问我：“福州市土地面积有多大？”我说：“应该有1万多平方公里吧。”习书记说：“有11968平方公里。”我深感佩服，同时也想，这不仅是记忆力的问题，更体现了习书记对这片土地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厚感情。
在爱岗敬业方面，习书记也是我们的好榜样。记得1991年12月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同志来福州视察，习书记又同时接到父亲病重的通知，但他坚持陪同吴学谦同志视察。送走吴副总理已是下午，他连夜赶往深圳看望父亲。要知道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路，福清到深圳有七八百公里，路况又不好，赶回去已经很晚了。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省会城市主持工作，肯定会面对很多复杂情况，处理很多棘手问题，请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。
陈向先：确实如此。习书记没有在温室里待过，他是经过艰难复杂环境锻炼出来的领导干部。每当遇到复杂情况时，他都能气定神闲，以稳妥的办法来处置。上世纪90年代，福建偷私渡现象比较严重，福州更为突出，很多人从海上跑到国外或港澳台去。福建省海岸线很长，福州海岸线占全省三分之一，而且地理环境、社会环境很复杂，有很多途径可以偷私渡出去，政府很难管理。因为生活水平的差距和历史原因，“下南洋”早就成了福建老百姓司空见惯的一件事。出去的福州人，又建立了很多偷私渡渠道，所以一个村只要有一两个人出去了，这个村就可能有更多的人跟着跑出去。
因偷私渡导致的惨案时有发生。有一次，福州私渡到台湾的人被遣返回来时，台湾方面把这些私渡者装在船的底舱，上面盖上大木板，并用铁钉钉死。船漂回大陆以后，我们把铁钉撬了，翻开大木板，发现里面的20多个人被闷死了。习书记尽力做好死者家属的工作，同时，他想得更深的，是要打开两岸沟通的渠道。习书记提出，以两岸红十字会的名义，在金门开一个协商会，他派了一位市领导去与对方沟通。双方最终达成协议，台湾方面答应以后会用比较好的方式遣返私渡者。习书记提出并实施以两岸红十字会对接的方式开展对台沟通交流，这是具有开创性的。两岸这种方式的接触，也使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慢慢缓和下来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。
从这个私渡事件的处理上，可以看出习书记在工作上既能当机立断，又能周全安排。他一方面及时安抚和慰问私渡死亡者的家属，另一方面推动完善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沟通机制，从长远角度解决问题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习书记提出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改善人民生活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老百姓日子好了，安居乐业了，自然就不会再冒险偷私渡了。
从1990年开始，习书记在6年多时间里，做了很多事，给福州带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。习书记敢于开拓、敢于担当，他主导建设了三个开发区：一个是“官办”的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；另一个是“侨办”的福清融侨开发区，这里面的台资企业很多；还有一个是“民办”的鼓山投资开发区。这些开发区，有效带动了市里和其他县区的发展。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，您先是市委办公厅主任，后来又担任市委组织部部长，请您具体介绍一下他在组织工作、干部工作方面的特点。
陈向先：习书记既重视抓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，又突出抓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、干部工作。我讲几件对我触动比较深的事。
福州是省会城市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，各种压力、影响也比其他地方大。他刚来福州，有人就议论，习书记才30多岁，是否他用干部也都要30多岁的。习书记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说，我在各处工作，都是同各个年龄层次的同志打交道。各个年龄层次都要考虑，谁能干、谁符合党的用人条件、谁工作出色，就用谁。他还说，除了这些大标准之外，我在实践中还有一种体会，就是要“近君子、远小人”。有四种人不能重用：一是做官期望值过高的人；二是善于钻营的人；三是“天桥把式”的人；四是欺上瞒下的人。这一番话，给全市的干部工作带来了清新之气。
习书记在干部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原则性。他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组织部不能成为“商量部”，个人要服从组织，而不是组织迁就个人，要逐步形成好风气。过去干革命是哪里艰苦、哪里危险去哪里。提拔使用干部要有正确导向，不讲价钱，到艰苦的地方去，能打硬仗，这样的同志将来就要给他重担子挑。
习书记来福州后，多次强调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。他在全市组织部长会议上进一步强调，考察干部要把握好德才关。他引用林则徐的《观操守》，即“观操守在利害时，观精力在饥疲时，观度量在喜怒时，观存养在纷华时，观镇定在震惊时”，强调关键时刻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，一定要把干部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考察清楚。习书记很早就重视领导干部的公德和私德。有一名副局长的家属，在大年初一跑到我家哭哭啼啼，说她丈夫待家人很不好，无法忍受。我向习书记报告此事，他要求调查一下，并说，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父母亲人都不爱，很难说他会爱党爱国爱岗敬业。后来，市委研究决定，对这个干部作了调整。习书记在守公德严私德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，做了哪些探索和实践？
陈向先：习书记任省委副书记以后，主管农村农业工作。现在讲的“推进农村小康建设”，其实在他当副书记时就大力抓这项工作。当时他下基层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农村，可以说三天两头往农村跑。在他任上，创新了农村工作机制，干部到农村做“下派村支书”、“高位嫁接”科技特派员等工作都全面地抓起来了。
在习书记任福建省省长期间，他于2000年提出“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”，同时在加强对台工作、促进祖国统一方面，做了很多工作，花了很多心血。
此外，他还提出提升福建综合竞争力的问题。他认为，福建是夹在“长三角”和“珠三角”之间的省份，必须充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，因地制宜谋发展。例如，他总结推广“晋江经验”，要求各地在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上下功夫。
现在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很多理念，不少都源于他在福建工作时的探索和实践，并经历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。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，在一次发言中也提到，习近平总书记的很多理论是厚积薄发的，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。他提出“不断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”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”，这些都是很精辟、很实在的提法。他的很多理念、主张、措施都是先人一步，具有预见性、超前性。他主导的“数字福建”建设，在刚刚提出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想，“数字福建”是不是干部汇报的经济指标中那些数字？后来才搞清楚，“数字福建”实际上指的是福建的信息化建设。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，提出和实施的既超前探索又实际可行的举措是很多的。例如，他推动“餐桌污染”治理，率全国之先。还有“生态福建”建设、机关效能建设，他都是很早就提出并在福建开始探索实践了，其他地方后来才陆陆续续有了类似的提法和措施。
采访组：请您谈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的感受。
陈向先：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，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高超的领导水平和驾驭全局能力。
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是一个有先见之明又切实可行的理念和主张。之后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就是在我们和世界现有的经济关系、交流方式上寻求一个突破。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办法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行动，也是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外交等各方面密切交往与合作的大举措。
现在我国金融领域的整顿也很有成效。接下来，楼市也会越来越健康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。”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治理，就能够让房地产市场逐渐回归到基本居住功能上来。这是大得民心的事。
十八大以来，政治建设的成效、政治生态的优化非常显著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反腐败取得了重要成果，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，党的建设更加科学有效，党建工作责任制真正建立起来了。
在文化建设方面，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，增强文化自信。十八大以来，主旋律和正能量抓得很及时、很到位。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，这是我们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也非常显著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“留住乡愁”，这些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语言，都很实在，也为全国百姓所称道。
“撸起袖子加油干！”现在已经成了大家的口头语。这既接地气又鼓舞人心的话，对凝聚人心和力量是一个很大的推动。
总之，十八大以来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。习近平总书记是我们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当之无愧的掌舵者。我相信，在他的领导下，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富强，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。